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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大我叫沙廣印,今年95歲,出生在山東德州農村。1957年,我聽說內蒙古大興安嶺林區正在開發建設,需要大量工人,就懷著激動的心情奔赴林區。在牙克石又聽說根河林業局招工,就和其他工人一起乘著火車來到根河林業局。
來根河林業局的路上,我坐在火車里望向窗外,火車兩側都是粗壯高大的松樹和柳樹。我是第一次見到如此廣袤的森林,對未來充滿了向往。由于根河林業局剛開發建設,下了車只能步行前進,路過有河的地方,就踩著放倒的樹木過河。當年的中央街是一條土路,兩邊只有一排排簡陋的平房,很多地方都是樹林和塔頭甸子。
那些年,老家不如這邊,生活非常貧寒。但根河不一樣,這里亟待開發,有大量的森林資源,許多和我一樣的年輕人來到這里,準備“大干一場”。
我先是參加了森鐵線路的鋪設,之后又服從根河林業局的分配,在好里堡、上央格氣、烏力伊特、烏力庫瑪、下央格氣、貯木場等地從事集材裝車、木材歸楞工作。建局初期,機械化設備非常少,全靠人力把大木頭抬上楞垛和火車。
年輕人在一起干活,大家都有一種不服輸的勁兒,干起活來你追我趕,從早上7點開始工作,一直干到晚上10點下班,每個月我們班組都能保質保量完成生產任務目標。
在職工中有著不成文的“規矩”,能扛動大木頭的人“權力”最大,都管他叫“大力士”,他就是“班頭兒”,一起扛木頭都得聽“班頭兒”的號令。只要“班頭兒”喊出“哈腰掛上”的口令,其他工友就同時彎腰把鐵卡鉤掛在大木頭上,還要附和一句“嘿呦”;“班頭兒”再喊一句“挺腰起吧”,所有人便一起用力,把木頭抬起來;然后隨著后續的號子聲,大家步調一致往前走,既要保證平穩還要保證速度,這樣才能輕快一些,省些體力。那些“號子”都是當時工人們現編現湊的,大家來自五湖四海,號子聽起來南腔北調的。“號子”不僅有統一動作、指揮工人的作用,還能振奮精神、調節氣氛。雖然過去了這么多年,我仍然能清楚記得那些“號子”以及“號子”聲下我們在蒼茫林海間揮灑的青春和汗水。
后來,我又調到了貯木場,主要工作就是把運到場區的原木分級歸楞,之后抬上火車,運往外地。
貯木場的工作比林場的工作更加艱巨。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在貯木場抬“方子”的那幾年。“方子”就是用來鋪設鐵路的枕木,每根長約兩米五,選用的都是最結實的松木。我們的工作是把木方裝到火車上。冬天,方子上覆蓋著一層冰碴子,扛在肩上又滑又沉,硌得肩膀生疼。但每個人身上好像都有無窮的力量,一起甩開膀子加油干。當時雖然我也感覺累,但從沒想過放棄,只想著把活干好。聽說這些木方將運往全國各地,支援國家的鐵路建設,心中不免有些自豪。
當年扛木頭,不僅要克服身體上的累,肚子餓也是一個大問題。那時林區的職工生活條件十分艱苦,一線工人吃的是苞米碴子和野菜,常常饑腸轆轆。沒有食物的時候,我們也用鋸末子和山茅草做成餅和窩窩頭,由于長期缺乏營養,經常干活時累得頭暈眼花。
由于長期吃野菜、咸菜,工人們的身體都不同程度地出現了浮腫。直到1961年,國家主席劉少奇同志來到林區視察,當看到林區人艱苦的生活條件,劉少奇主席指示給林區職工和居民每人每月供應一斤黃豆,我們稱這黃豆為“營養豆”。
后來,我們的飲食逐漸改善,干活也更加有勁了。
扛木頭那段歲月,是我記憶最深刻也是最難忘的,雖然身體上付出了辛苦,但既是靠著自己的雙手賺錢養家,又支援了國家建設,所以我們在精神上始終都是高昂的、快樂的。
后來,因為工作認真負責,我被林業局調到商福科,負責商品銷售工作。我始終兢兢業業,認真完成林業局交給我的每一項工作任務,也親眼見證了林業職工生活條件的逐漸改善,從最開始連白菜都吃不上,到那時已經能吃到舟山群島的帶魚了。
1985年,我正式退休,兒子接了我的班。他被分配到了林業局板廠,負責車輛修理。他也像我一樣,勤勤懇懇工作,刻苦學習修理技術,這令我十分欣慰。兒子在林業局工作了近40年也退休了。算起來,我倆在林業局的工作時間加一起有60多年。
2008年,受益于棚改政策,我住上了新樓房。回想到根河林業局以后,從最初住的帳篷、板房、磚房,再到現在的樓房;從當年的饑寒交迫到現在的生活富足,真是得益于黨的好政策。
在根河林業局工作和生活了65年,我的根已經深深地扎在了這片土地上。(沙廣印 口述 王宇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