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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大張冰
作為中國書法史上最為璀璨的標志性書家,王羲之、王獻之已經成為歷代共識。“二王”作為象征性的符號,在古代書論中始終保持著極高的在場率。有趣的是,在多數語境中,王獻之并不是作為書家個體出現,而是與王羲之捆綁登臺。更加“尷尬”的是,王獻之常常會以王羲之附屬的角色出場,甚至可以說,在古人的很多言論中,王獻之生活在王羲之的陰影之下。在書法史上,大約自宋代始,“二王”這一名詞的使用便開始出現模糊化的現象。很多情況下,對“二王”的使用約等于“王羲之”,王獻之因父子關系及書風承續的關聯而被不同程度地弱化。
事實上,王獻之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人物,更是一位頗具戲劇性的書法家。他少有盛名,天賦異稟,尤其得到了父親的青睞。盡管43歲便英年早逝,但在當時他已然與王羲之一同成為最受歡迎的書法家。從某種程度上說,王獻之在糾結和無奈中煎熬了一生,書法作為他最在意的事情,在幫他宣泄情緒的同時也實現著內心深處的突破。王獻之的一生中有很多“事跡”被塑造成典故,因而成為書史上的談資,他身后的境遇也出現了如同過山車般的戲劇性動蕩,從南朝前期的“比世皆高尚子敬”到梁武帝“畫龍畫虎說”,再到唐太宗蠻橫無理的批判,王獻之經歷了冰火兩重天。直到張懷瓘的出現,王獻之才得到公正的待遇。
這樣一位充滿傳奇色彩的重量級書家,時代、境遇對王獻之的性格、藝術觀造成了哪些影響?書法史上被放大傳播的王獻之形象究竟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映射出真實的生活狀態?存世的王獻之書跡能夠爬梳出哪些史料線索?我們根據現在掌握的史料能夠勾勒出一個怎樣的王獻之輪廓?這些重要的問題在近20年雖有深入推進,亦可謂亮點頻出,然而總是缺乏系統綜合的研究成果。這一點可以視為近年來“二王”學研究較為薄弱的領域。之所以薄弱,其原因是多重復雜的,核心問題有兩個方面。其一,謎題太多。由于史料的殘缺,王獻之給我們留下了太多謎題。正如田熹晶的《王獻之研究》中所言,王獻之的性情、婚變、履歷很少有確切紀年,他一生的脈絡是模糊的。其二,闡釋太多。盡管史料對王獻之的記載含糊不清,但是后世對王獻之事跡的各種闡釋數不勝數,角度各異,基本構成了后世認知王獻之的重要面向。還有很多記載以訛傳訛,俱見書史,給王獻之研究造成了不少困擾。這兩方面背后有一個共同的原因,即直接史料的毀散。
當初田熹晶選擇王獻之作博士學位論文,與我頗有學緣。不知道從什么時候開始,學位論文的選題成為書法專業碩博士較為多見的困難。一般來說,個案研究的寫作體例較為穩妥,但是所謂“一流”名家少有未被選擇的,“二三流”書家似乎很多撐不起博士論文的體量。很多書家的史料無法出現新的突破,陳舊的敘述范式多半也只能推演出無甚新意的結論。若干年過來,問題越來越清晰,緣由也相應地明確了。對史料搜集、爬梳、研讀的膚淺和草率,敘述范式的陳舊,實地考察的忽略,都是影響論文質量的重要因素。對很多書法專業博士生來說,選擇經典系譜中的一流書家有巨大的風險,稍有閃失便可能淹沒在前人的成果之中。
《王獻之研究》這部著作給我的最深印象便是史料扎實。作者對王獻之研究的已有成果作了相當細致深入的梳理,于是才有了開拓的空間。田熹晶以極嚴謹的態度將國家圖書館藏王獻之書帖以及國內外的“二王”研究成果梳理編目,僅此一項工作便是極富學術價值的。接下來的研究分生平、性格、時代與交游、創新書體、法帖解讀、帖語論證六個面向展開,每一個部分以掌握的史料為基礎,鉤沉王獻之相關的事跡。值得注意的是,這本書沒有采用當下較為熱門的,也是可讀性最強的講述式敘述方式,而是冒著晦澀艱深的風險將“竭澤而漁”爬梳到的史料有序組織起來,校讎考訂,逐漸勾勒出敘事輪廓。也許適合王獻之研究的恰恰是這種剪影片段式的敘述方式,而不是夾雜個人情感闡釋的講述。
田熹晶是一位很嚴謹的學者,有一份材料說一句話是她的治學宗旨。所以在這部著作中,鮮見她特意為增強敘事性而進行的闡發。此外,她并沒有預設某種敘述邏輯,而是依靠旁征博引的文史、藝術類文獻材料一環一環構成考辨推衍的鏈條。王獻之與謝安的關系一直是研究“二王”,乃至魏晉書法無法回避的熱點話題。論者多抓住王獻之“自稱勝父”的說法和“拒不題榜”的事例,在烘托王獻之高傲個性的同時,將二人的關系簡單化處理。田熹晶在文中將謝安與羲獻父子的關系、謝安欣賞提攜王獻之的材料加以梳理,又把王獻之“勝父說”的相關文獻作了溯源辨析,明確了文獻流傳過程中的異化現象。從二人及家族交往的情境中,分析謝安對王獻之書法的真實態度。這一系列的分析之后,謝安對王獻之書法的態度在二人互動交往的描述中得以自然顯現。
對王獻之書風的剖析,大多聚焦于形式的創新及其與王羲之的承傳。這一方面是受到書法史上對“二王”連篇累牘的闡發之影響,另一方面也與王獻之著名的“勸父改體”等典故有關。上乘的歷史研究一定是將古人視為朋友的交流互動,而不是以材料為利器謀求蓋棺論定。《王獻之研究》不僅照應到了創新書體的分析,更可貴的是從性格與時代兩個維度剖析王獻之書風之所以然。我們不能僅僅看到王獻之創新書體的現象,更要追問這種創新意識的溫床何在,因為外在的形式與技巧創新一定是內心某種追求或執念的映現。正如田熹晶在書中所說:“在王獻之的性格中,我們既看到了嚴謹精勤的一面,又看到他散漫傲世的一面。在后人的眼中,這樣才是一個鮮活完整的人。”
在歷史領域的個案研究中,或是出于研究者情感的偏向,抑或是囿于材料的放大效應,比較容易出現的問題是多多少少會夸大研究對象的歷史價值。尤其是針對名家的研究,客觀地呈現更是要在審慎分析材料的基礎上把握好闡釋和提煉的分寸。在田熹晶的《王獻之研究》中,并沒有一味地將所謂出身、交游、仕宦以及評價等因素作為抬高王獻之身價的杠桿,也沒有出于將王獻之拉到王羲之陰影之外的沖動而大加闡發,而是通過對內外因素互動影響的分析,一個生動鮮活的王獻之躍然紙上。盡管這個形象還不甚清晰,但他趨向于真實。盡管還不算完整,但田熹晶在打磨各個板塊的同時努力去發掘,打通其內在經絡,嘗試為讀者展現一個豐滿的人物,而非被人為夸張變形的書法家形象。
也許,這才是在歷史敘述中將王獻之推出王羲之陰影的最好辦法。
(據光明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