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
A+ 大
朱容頡
2024-08-02
5162谷曙光
安徽文藝出版社出版的十卷本《昆曲口述史》，有著搶救的性質(zhì)和實錄的精神，既忠實于口述交流，又尊重受訪者意愿，彌補了過往文獻史料的不足，還原了真實的歷史細節(jié)，構(gòu)建了昆曲這個藝術門類一個世紀的集體記憶。
近年來，口述史作為備受關注的跨學科新方法之一，在各研究領域得到廣泛的嘗試和應用。就戲曲口述史而言，經(jīng)歷了從“古已有之”，到借鑒西方史學理論而再出發(fā)，乃至生發(fā)創(chuàng)意、多元推進的發(fā)展過程。梅蘭芳的《舞臺生活四十年》或可視為西方理論影響中國之前，本土化口述史的典范之作。
新世紀伊始，在系統(tǒng)引入了口述史理論后，戲曲口述史在研究和實操層面掀開了新的一頁。這些點點滴滴的嘗試，匯集形成了新的風貌、新的氣象。然而，一種研究的理論、方法在某一領域的成熟及活化運用，需要一定的標志。出現(xiàn)具有相當規(guī)模和典范意義的代表性論著，就是一個重要標志。從這個意義上講，十卷本《昆曲口述史》是迄今為止規(guī)模最大、范圍最廣、研究最新的戲曲口述史成果，它標志著口述史理論在中國戲曲領域已然中西合璧、瓜熟蒂落，且自成格局。
《昆曲口述史》的體例設計周密合理，采訪對象以七大職業(yè)昆曲院團的演員為主，也包括一些“草昆”藝人；還將院團管理者、編劇、導演、音樂設計等納入其中；再擴充到曲家、學者等，對各階層昆曲人士都有所兼顧，同時考慮了老中青的代表性、行當?shù)木庑缘龋臉?gòu)建了立體、系統(tǒng)的昆曲口述史采訪大平臺。從地域上考量，課題組分成五個小組，分赴北京、河北、上海、浙江、江蘇、湖南、重慶等地，開展認真細致的工作，歷經(jīng)數(shù)年，共計采訪近150人，以每位平均采訪3小時計算，采訪總時長超過430小時，整理加工后的體量高達300余萬字。更難能可貴的是，訪談設計頗具學術性和創(chuàng)新性，課題組在操作中不斷思考、不斷修正，深化理論、靈活運用，基本摸索出一套適合昆曲口述史的實操原則。
筆者驚喜地發(fā)現(xiàn)，課題組特別注重劇目的傳承、身段譜的搶救、表演技法和規(guī)律的探究，這些正是昆曲口述史應該彰顯的特色。我們常說“十年磨一劍”，這項龐大有序的昆曲采訪，是一項前所未有的系統(tǒng)工程。目前呈現(xiàn)的成果，實現(xiàn)了跨學科互動互鑒的多重學術功能，更代表了這項成果是可以傳世的品質(zhì)之作。
筆者挑選了一些重要章節(jié)仔細閱讀，品味著不同昆曲人的言談口述，進而感悟其昆曲人生。展卷披閱中，最突出的感受是，透過一個個鮮活、坎坷而精彩的昆曲人（不限于藝人）的生命史，我仿佛在聆聽波瀾壯闊的多聲部大合唱，觸摸并感受到當代昆曲的溫度和脈搏。我腦海中不斷浮現(xiàn)“時運”這個關鍵詞。劉勰《文心雕龍》有云：“時運交移，質(zhì)文代變。”元代金仁杰《蕭何月夜追韓信》里的說法更直接：“時運未來君休笑，太公也作釣魚人。”有些昆曲人，一輩子風風光光的居于舞臺中央；還有一些人，一身本領，卻一生坎坷蹉跎、襟抱未展；更有一些人，起起伏伏，隨著時代俯仰。“邁邁時運，穆穆良朝”（陶淵明《時運》），時代際遇，豈可強求？閱讀并叩問著幾代昆曲人的生命史，我不禁掩卷遐思。
在《昆曲口述史》中，每個具體的口述者都有著不同的經(jīng)歷、視角和觀點，在我看來，存在三個環(huán)環(huán)相扣的多維立體層面：
第一，口述中的一些重要而典型的個案，如《十五貫》“一出戲救活一個劇種”、“青春版”《牡丹亭》的持續(xù)熱演及反響等，可謂當代昆曲發(fā)展中的事件史，通過個體訴說、多方闡發(fā)、相互映照，事件的呈現(xiàn)就鮮活可感起來，單一事件的口述史意義就昭示出來了。
第二，口述中存在大量的同時代“互文”，同輩如“傳字輩”“繼字輩”，前后輩如同院團或者不同院團的老中青藝人，他們對某些歷史關口、人際關系、劇目、政策等的描述，各有角度、各不相同，甚至存在大相徑庭的表述；又如，同一劇目，南昆、北昆或“草昆”在表演上有著不同的傳承……有心人在排列比較中，可以參互觀照、合而見義，就能更好地理解昆曲史中的一些深層次問題、矛盾，準確掌握某些錯綜復雜的歷史橫剖面。
第三，多達百余人的宏大口述史，形成了規(guī)模化效應，環(huán)環(huán)相扣，其中蘊含著難得的“集體記憶”，如昆曲人對昆曲重生和浮沉的普遍感受、對昆曲新劇目創(chuàng)作的觀察、對昆曲進入“非遺”時代的切身體會……研究者如站在更高的層面，宏觀整合，不難揭示出在一個較長時段里，昆曲的生存態(tài)勢和發(fā)展風貌，文化關懷亦在其中。
這套《昆曲口述史》可謂“所托得人”。主編王安奎、劉禎二位先生，原本就是《昆曲藝術大典》的副總主編。眾所周知，《大典》洋洋大觀，是規(guī)模恢宏、集大成式的文獻巨制。他們在主持編修了《大典》之后，操作這套《昆曲口述史》，無疑是駕輕就熟、游刃有余的。
有學者認為，口述史可分為口述史料和口述史學兩個層次。簡言之，口述史料與文獻史料、實物史料并列，通過口述方式收集；而口述史學是以口述史料為依據(jù)撰寫的歷史，是采訪者與口述者對話交流、通力合作的成果。就《昆曲口述史》而論，其性質(zhì)無疑是口述史學。課題組在收集、整理了大量口述史料的基礎上，精細加工、協(xié)調(diào)整合，成就了一套當代昆曲口述史學。這足以說明，戲曲口述史研究，已經(jīng)從行動實踐、資料留存轉(zhuǎn)變?yōu)槔碚撋A、史學建構(gòu)。
在300余萬字的宏大昆曲口述篇幅中，從單一的事件史、個體生命史，到同時代“互文”，再到“集體記憶”，一部二十世紀昆曲發(fā)展史，在娓娓道來中，別樣而鮮活。
十卷本《昆曲口述史》，是繼《昆曲藝術大典》2016年出版后，新推出的最重要的昆曲研究成果，對于研究昆曲人的個體演劇史，乃至昆曲的事件史、發(fā)展史，甚至整個中國戲曲史，都有著不可替代的史料價值和學術意義。古老的昆曲可謂“舊邦新命”，新鮮出爐的《昆曲口述史》，從某種意義上看，是關注昆曲人的生命史，是在為當代昆曲“診脈”，助力昆曲發(fā)展健康篤實、輝光日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