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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10-28
4762 新中國第十二個記者節又要到了，作為多年從事電視新聞工作的我，每每這個時候，心中總是有一種情感在涌動，這大概就是人們常說的“情結”吧？
作為電視人的我工作的經歷十分簡單，兩年的“上山下鄉”；三年的軍旅生活；五年的實驗教員；二十七年的電視新聞工作構成了前半生最主要的經歷。
要說上山，我和我的同齡人一樣都是一種人生的無奈選擇；軍旅生活則是任何時代熱血青年的向往；師范學校的五年是我認知社會的開始；而新聞工作的27年幾乎經構成了我生命的全部。
人們常說：“不要把愛好當職業，不要把……”而我所從事的職業和工作卻全部與愛好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
1980年我從部隊退伍后，在職業選擇上我決然選擇了林業師范學校，從事我所愛好的物理實驗員工作。
1985年，我還是在興趣和愛好驅動下，告別了林業師范學校物理教研室親密的伙伴和同事、告別了剛剛認識的學生，調到了林管局電信處微波籌建辦(林區新聞電視組)。從此，開始了我的記者生涯。
當時的林區新聞還不能定期播出，采訪和制作設備條件十分差，沒有演播室和固定的辦公場所，人員也只有四、五個(有的經常不在家)。記得當時只有兩臺還算先進的索尼DSR--1800攝像機(有一臺在北京修理)，盡管低照度特性、色彩還原十分差，但是價格在當時來說十分昂貴。雖然我在學校有過五年的儀器使用經驗，但每次動用都要遭到領導的呵斥和提醒，在這種嚴格的管理之下，我很快熟悉了設備，進入了工作狀態。這期間，我采訪的第一條新聞是《林管局在教師節贈送教學桌椅》。
電視記者職業是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的結合，每次采訪都要一手拎著攝像機，一手拎線軸、燈架，身背錄像機(VO--4800)往返于采訪現場和老電信樓的五樓之間，體力消耗極大。回來后還要撰寫稿件、錄制、播發。盡管如此我還是對采訪充滿激情，每次采訪前都要了解現場的光線條件和電源位置，以保證拍攝的質量，播出時要急著趕回家去和家人一起觀看已經看了多少遍的節目。盡管費盡心機，播出后還是經常有人問我“老弟，我不是那么丑啊?”其實不是他丑而是我們的設備太差了。當時的制作設備只有兩臺VO--5850編輯錄像機(后來烏爾旗漢林業局又贈送了一臺)和一臺RM-440編輯控制器，還有兩臺32英寸的日立電視機就購成了采編設備的全部。今天我看到年輕的記者的記者手拿小巧輕便、照度要求極低的攝像機，小巧便攜的筆記本非編，靈敏度極高的無線麥克，呼來喚去的采訪車，羨慕之情油然而生，要知道你們現在的裝備是那個年代的我們想都不敢想的啊！
條件的簡陋，設備性能的低下并沒有降低我創作的熱情，在1985到1986兩年間，我創作出一系列的新聞、專題作品代表了我當時的新聞水平，有《路林協作?共圖大業》、《從林海到海洋一訪大連療養院》、《祖國北疆行》等。
電視新聞作品的創作是一個團隊共同努力的結果，更是要有嚴謹認真的工作態度，同時也是門遺憾的藝術。讓我難忘的是在拍攝《祖國北疆行》時，結尾的鏡頭應該采用跟拍的手法，長時間延伸才能使結尾更能讓人品味無窮。而我在拍攝時結束過快，沒有達到應有的效果。這些教訓使我在每每拿起攝像機時都要自我提醒，類似的問題不要再發生！
1987年，我已經成長為一名成熟的記者。1987年又是極不平凡的一年。那一年綠色來的十分晚，從4月份起蒙古國的草原大火就燒到了林區，4月中下旬林區遍地都是火，一直燒到了
在兩個多月的時間里拍攝了大量的素材，并播發、上投了大量的新聞稿件，為宣傳林區人撲火救災、支援災區的無私精神、為后來的爭取國家投入做出了我們應有的貢獻。
有人說”記者是無冕之王“，其實那是記者光彩的一面，是職業的榮耀，是弱者面前的表象。人們看到的只是記者酒后臉上的紅暈，看到的是參加活動時人前馬后的身影和后送的相冊（當時就送相冊）。在有權、有勢人面前記者也不過是草民一介，有多少人能看到我們翻山越嶺、趴冰臥雪、吃不上、喝不上的生活。林區的記者更是艱苦的，總是游離在主業的邊緣。在林業系統內我們是副業，而在廣電系統我們又是系統外，沒有正經的“番號”，看了《永不消失的番號》，深深理解片中人物“李大明白”等人的心情。但是我相信所有的記者都一樣，在采訪、錄像等等諸多的工作中吃苦挨累不算什么，強者的藐視對記者也算不了什么。
我當記者時遠沒有現在的條件，就拿采訪用車一事來說，就受盡了白眼。經常是陪著笑臉、強壓怒火等著派車。其實記者乘車不僅僅是享受，更主要是為了設備的安全和工作（冬天設備上霜后短時間內無法工作）。所以今天我從事管理工作后，我提出了用車采訪優先，攜設備近距離可以乘臥鋪的規定。對記者就是要給以形象和工作上的尊嚴與便利。
1989年，大火剛過，林管局為了汲取教訓、加強森林防火宣傳，決定在全國林區內率先自己拍攝森林防火電視小品。組建了由劉玉林領隊，馮漢軍撰稿，韓忠祥編劇，崔志平、張海鵬攝像、制作，趙淑梅做演員的“森林防火電視小品”攝制組，開始了電視小品的創作。
拍攝是在一沒經驗、二沒設備的條件下開始的，第一站選在克一河林業局開機，原想借用他們的DSR--M3三管攝像機，但只拍了一天設備就發生了故障。當時的感覺是世界末日到了、人丟大了，本來向下借設備就夠丟人的了，如果人家說“林管局電視臺來的人把設備弄壞了”，我們將如何見江東父老？經過了一夜的反思和研究，最終決定把故障現象如實報告。好在克一河的同事李有利說設備原來就有毛病，不是你們的事，我們這才如臨大赦一般。
當時小品在人們的心目中的印象并不好，說到哪里去拍小品好像是去磕磣誰似的，特別是在領導者的心中更是如此。要說伙食還可以（面上說得過去，參照報社記者待遇），一說采訪的配合，就說：“品什么品?要品回家品去！”用車更是困難，至今我還記得在老馮的帶領下，我們一行人在早晨天還沒有亮就冒著初春冰冷的小雨，手拎、肩抗全部裝備由山莊步行去車站的情景。
年輕時的工作是艱苦的也是快樂的，不會分鏡頭我們在干中學，沒有搖臂攝像機我們用鏟車，沒有字幕機我們把片頭寫在電視機的屏幕上（其間烏爾旗漢在設備上給予了大力支持），還敢“二虎吧唧”的在真墳邊上放火（劇情需要）。在從圖里河借來的DSR-M3A攝像機和派來的小李、小王的監護下，我們克服了重重困難，完成了《大風天》、《我以為不會》等七集電視小品，在以后每年春季森林防火期播放，取得了較好的宣傳效果，是當時全國林業第一家以電視小品形式宣傳森林防火的。
1988年到1990年，宋占斌、張長首、李秀婷等一批全日制大學生分配和調入我臺，新聞業務人員也擴充到了十幾個人。有了正規的大學畢業生和專業新聞業務人員，充實了以轉業軍人（我和張海鵬）、接班人員為主體的人員隊伍，更主要的是我們有了自己的專職男、女播音員劉濤、白淑芬和劉麗穎，再有稿件不用東奔西跑的借播音員了。開始了我臺新聞宣傳人才濟濟的鼎盛時期，那時我任編輯部主任、后任總編室主任。當時任臺長（林管局電視、電信處副處長，林區報告文學作家）的王建逢，也以他的才思開創了《山里人素描》、《春防動態》、《了望塔》等一系列優秀欄目。設備也更新為盼望已久的三管攝像機（日立Z-31）。業務、部門的劃分逐漸清晰，學習、業務活動不斷開展，各項工作步入健康發展的軌道。
1990年，王建逢臺長又親自率領我和宋占斌開始了紀實系列節目《大寫的山嶺》的拍攝。
這次采訪是我永遠難忘的一次，在長達一個多月時間里，采用“陸、海、空”多種交通工具，走遍了林區北部林區，行程長達1500余公里。
采訪的第一站是根河航站，在航站王忠保的幫助、陪同下，歷時四個多小時沿國境線飛行到北部原始林區，第一次航拍了大量珍貴的素材，也為后來航拍積累了經驗。臨登機前我把記者證等雜物還有零花錢交給臺長保存，他玩笑著說“把黨費先交了?”說的我心頭一緊，但是我還是登上了飛機。我想這就是記者的責任感吧！在職責和任務面前是無所畏懼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