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20世紀60年代來到林區支援邊疆的老知識分子，今年75歲了。經歷了林區開發建設60多年的風雨滄桑，把最寶貴的青春年華獻給了林區，擔當起我們那一代人的使命與責任。
1942年9月我出生在湖南省湘潭縣，父親是一名自食其力的鐵路技術工人。1960年，我18歲，考入山西農牧學院，主修畜牧獸醫專業。1965年，我服從分配，來到內蒙古大興安嶺林管局，被分配到烏爾旗漢林業局。工作了一段時間，領導問我有什么要求，我還是那句話：“到牛馬多的地方去，那里可以發揮我的專業特長。”1966年，我被調到了興安里林場。
當時正值夏季，我搭乘一輛運材汽車，一路顛簸地來到了距離局址70公里的興安里林場。當時的集材生產還要依靠畜力，牛馬套子承擔著生產一線集材的重要任務，林場正缺獸醫，所以對我的到來，從林場主任到職工群眾都是非常歡迎的。林場主任帶領職工群眾等在板夾泥辦公室大門口，一見我坐的運材汽車到了，馬上圍上來，又是握手又是寒暄，把我領進板夾泥的集體宿舍，屋子里擠滿了圍觀的群眾。大家七嘴八舌地說：“正盼著呢，大學生獸醫就來了。”“遠道來的，不容易，趕緊給整點好吃的吧。”大家忙活起來。飯菜上桌了，有本地的山蘑炒白菜、素炒金針菜、卜留克咸菜，水蘿卜、大蔥、香菜等各色蘸醬菜，最吸引大伙眼球的是一小盆豬肉燉粉條。林場主任歉疚地說：“林場條件有限，這就是最豐盛的待客席了。”
林場的飲食的確很單調，對于我這個從小在南方長大的年輕人來說，飲食關是必須要通過的考驗。一來飯菜口味太咸，二來胃受不了粗糧的磨礪。不吃吧，餓得慌；吃吧，又消化不良，胃里一個勁兒地返酸水。后來，我想出了辦法：胃酸難受時，我就喝點食用小蘇打沏的水，酸堿中和，倒省去了長期吃肝胃祛痛片的麻煩。
我擔任了林場的獸醫，責任是做好所有牛馬的診治和防疫工作。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山上還用牛馬套子集材。每到冬季，林場便進入了木材生產的高峰季節。由于高強度的工作，牛馬傷病率高，獸醫特別繁忙，工作沒有白天黑夜之分，經常是深更半夜接到牛馬傷病的消息。我一人騎馬緊急出診，天寒地凍、頂風冒雪，加之天黑路滑、山路崎嶇，我從馬上摔下來、打破眼鏡、受點輕傷的事時有發生。
有一年冬天，林場小工隊的兩匹馬腿骨折了，我忙了一晚上才將馬腿接好并打上夾板。治療完畢，我才感覺到又餓又累，這才想起還沒吃晚飯。看到我一副拼命三郎的工作架勢，有人不理解，可是我深深懂得：牛馬是林場的財富，是林場的生產工具，救治它們是我義不容辭的責任與義務，我絕不可以敷衍了事、推拖搪塞。
對工作一絲不茍的習慣我一直保留至今。即使我后來調到了林業局獸醫站，只要林場發生疫情，我也從不推辭。有一年，興安里林場的牛群發生了疫情，半夜里有人通知我去救治。我二話沒說，騎上馬連夜趕往目的地。天亮之前總算趕到了疫區，顧不上休息，馬上為生病的牲畜診治、隔離、消毒，及時控制了疫情蔓延。還有一次趕上發大水，興安里林場的馬群發生了疫情，我受林業局委托，坐大客車趕到了烏爾旗漢林場。從烏爾旗漢林業局局址到興安里林場的道路被洪水沖壞，車輛無法通行，這40公里的路我只能步行，涉過淺灘，锳過齊腰深的河水，走了整整一天，體力嚴重透支。由于診治及時，我所經手治療的牲畜絕大多數都轉危為安。
我在興安里林場一待就是七年，從勤奮工作、愛崗敬業中我有了充實的感覺，這種感覺暫時填補了物質生活的貧乏。可是困擾我的不只是飲食問題，還有健康問題。
從小身體瘦弱、單薄的我不適應林區的高寒氣候、物質匱乏的環境，加之工作勞累積勞成疾，患上了高血壓、痔瘡、腰腿痛等多種疾病。當時林場交通不便，我因為工作忙無條件看病就診，就一直咬牙堅持不去醫院，在頭疼、腰腿疼嚴重到無法忍受時，吃兩片鎮痛片頂一頂。痔瘡經常出血也不在意，仍然帶病堅持工作。1971年早春，我終于病倒了，劇烈腰痛、尿血，臥床不起，病情嚴重。林場馬上聯系一輛大卡車，將我放在卡車車廂平躺著，我穿著厚厚的棉衣棉褲和氈靴，蓋著厚厚的棉被，頭上戴著狗皮帽子，感覺大卡車爭分奪秒地向著山下醫院趕去。我被送到林業局醫院，經過診斷，我患的是急性腎炎，住了半個多月醫院，我的病情才得以好轉。
在大家的關心和幫助下，我在興安里林場成了家，有了一個溫暖的家庭，結束了幾年的光棍生涯。1973年冬天，我因工作需要，從林場調到林業局獸醫站。當時，我和妻子已經有了兩個孩子，搬家成了一件難事。我們租了一間板夾泥房子，在這個房子住了兩年，林業局為我分配了磚房。磚房面積大約40平方米，大、小屋加廚房，還有前后兩小塊菜園子可以種植蔬菜。我和妻子勤儉持家，自己節衣縮食，從工資里擠出一點錢按月郵寄給雙方老人；我們自己動手，在園子里種植土豆、白菜、黃瓜、西紅柿、蠶豆等各色蔬菜，既可以給孩子們補充點營養，又可以省下買菜的錢。我由此學會了種菜、養豬、漚糞等各種農活兒。
1976年打倒了“四人幫”，知識分子得到重用，我也因此喜事連連：1984年我被提升為副科級干部，擔任林業局獸醫站站長，同年遷入三居室的新樓房；198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晉升高級獸醫師，并漲了工資。我心情舒暢，一心一意地撲在工作上。為林業局畜牧獸醫戰線的改革，我走遍了全局各個林場； 為培養林區的畜牧獸醫人才，我赴根河、圖里河局講課；為林區畜牧獸醫學會的建設和發展奔忙于林管局和各林業局之間。對于我的付出，林管局、林業局給予了豐厚的回報，我多次被評為先進工作者、優秀共產黨員，受到了表彰和獎勵。
1998年我退休后，林區調整產業結構，養殖業的發展重新受到了重視。我作為一名老知識分子，總想為林區、為養殖戶做些力所能及的事。2000年末，林區老科協烏爾旗漢分會掛牌成立了，我被推選為分會理事。雖然身患腦梗塞、身體狀況不好，可是我堅持帶病工作。多年來，我隨同林業局黨委宣傳部上山開展送技術活動，為林場養殖戶講解牛馬羊飼養、防疫等養殖技術，我還去局址各基層單位義務開展送技術上門服務。2001年初，林業局從海拉爾地區購進200多頭牛，分給各基層單位飼養。鑒于海拉爾地區與我地區草質不同，飼養應采取相應的措施，我撰寫了《關于外地牛群在我地區安全越冬的建議》，呈報給林業局，得到林業局黨政領導的認可，并將建議印發到養牛的各基層單位。我還多次為各林場免費診治生病牛群，受到大家的好評。這些都是我作為一名老知識分子、一名黨員為林區應盡的義務和責任。如今，我享受著舒心的晚年生活和天倫之樂，感到特別欣慰和滿足。（馮崑梧）
姚旭峰
2021-0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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