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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雪婷
2017-02-08
2829“正月里來是新年，我給大家拜個年”，一句“過年好”，讓人心里一下子升起旺火，暖融融的；一句“恭喜發財”，老百姓高興得好像當真發了財。星移斗轉，不知是不是年紀一年年大了，總感到現在人們過年，越來越像一杯不斷加水沖泡的茶，味道一年淡如一年。一個短信，一個電話，省去了拜年的輾轉，也免去了歡聚一堂的喜慶。又到過年時，不知怎的，對熱熱鬧鬧、你來我往的拜年，忽然有些絲絲縷縷的想念。的確，年是給小孩子過的，對于已經長大的你我，過年更多的只是一種形式，而非盛大的節日。
說起來并不算很遙遠，還是上個世紀90年代，并未普及的電話和尚在襁褓中的手機，使人們尚沿襲著拜年的風俗。對年幼的我來說，實在沒有比這四處“拜拜”更好的差事———但凡走進一家門，水果、瓜子、糖塊便繞著你擺開一圈，任你品嘗；再說上幾句吉利話，便有大人滿臉含笑地把一張、兩張嶄新的10元的鈔票遞到你手里。最喜歡過年的是小孩子，幾乎沒有一個小孩子不巴盼著天天有年過，直到他們長大了，才會發現原來大紅的年就像穿著紅衣的圣誕老人，只是一個美艷晶瑩的童話。
拜年往往以吉利話開場，以壓歲錢告終。與現在不盡相同，小時候的我嘴巴甜得很，因為拜年直接關系到自己的“創收”問題，因此更要在遣詞造句上狠下一番功夫。那時還沒有現在“春色滿園”的拜年短信，我的“新春賀詞”除了起初一兩年父親幫忙構思之外，剩下的都由自己“原創”。記得香港回歸那一年春節之時，恰逢舅舅大喜之日，剛剛過門的舅母給我們幾個小外甥一人發了一個厚厚的紅包，里邊裝著360元。第一次收到這么多壓歲錢的我喜出望外，對著攝像機鏡頭把紅包上上下下展示了一番，并旁白道：“紅包是紅的，象征著舅舅和舅母火紅的愛情。”我的即興表演，惹得舅母忍俊不禁。三姨父見此情形，也開心得了不得，居然又找了個紅包裝上10元錢塞給我。要知道，我姥姥家“內定”的規矩是：除了舅舅給外甥的壓歲錢之外，幾個姨姨們之間一般是不交換壓歲錢的。因此，那次出自三姨父之手的壓歲錢，也就成了我記憶之中的“獨一份”。
可惜的是，壓歲錢雖美，但我卻只是“過路財神”，只有點錢的份，卻幾乎沒有花錢的資格。拜年的繁華褪盡之后，所有的壓歲錢就都從我的衣袋飛入了父母親的腰包。后來漸漸大了些,家中的“教條”也就放寬了許多。同樣是在1997年，為了給參加舅舅婚禮的親戚們騰住處，我住進了奶奶家里。那年我得了不少計劃外的壓歲錢，后來這些壓歲錢大都或“合法”或變相地成了我的零花，我記得自己曾用這些錢買了一把長槍和一枝手槍，當然都是玩具的，在那個料峭的春天，奶奶家的院子里完完全全變成了那個愛槍的小男孩施展射術的射擊場。(趙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