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愿從滄海觀大潮，樂居林城做小民”。這是2011年秋天我離崗退休時寫下的心里話。作為內蒙古大興安嶺林區的第二代務林人，生活工作在這里一輩子，自覺與這里息息相關，難以割舍。時間過得真快，一晃過去整整十年了。這十年，除了外出旅游和到異地短期居住，大部分時間都是在牙克石度過的。前幾天林區史志辦同志向我約稿，要我從一個退休干部的角度，談一下對林區十年來發展變化的感受。我高興地答應下來，只想通過耳聞目睹的事實，來談一下個人的感受。
一
今年3月5日，習近平總書記參加了內蒙古代表團的審議，聽取了幾位代表的發言。在發言者中，就有來自內蒙古大興安嶺林區滿歸森工公司的人大代表周義哲。周義哲說，全面停伐后，內蒙古大興安嶺的森林得到了休養生息，生態環境明顯好轉。第九次全國森林資源清查結果表明，1998年———2018年的20年間，內蒙古大興安嶺林區的森林面積凈增了99.45萬公頃，森林覆蓋率提高了9.25%。習總書記在聽了幾位代表的發言后指出：“要保護好內蒙古的生態環境，筑牢祖國北方生態安全屏障，要堅持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堅定不移地走生態優先、綠色發展之路。”看了這條新聞，我受到了極大的震撼，心情久久不能平靜。
早在2016年，習近平總書記就指出：生態就是資源，生態就是生產力。天然林保護工程的實施，全面停止對天然林的商業性采伐，是國家的大政策。經過幾年來的實踐，到今天，我們可以充滿自信地向黨和人民匯報，我們內蒙古大興安嶺林區，我們林業人終于走上了健康發展的康莊大道，幾代林業人的夢想終于要實現了!
我生于1952年，十六歲就參加了工作（當知青），曾經在森警軍馬場放牧，當過筑路隊工人、代課教師、生產技術員、報社編輯、辦公室秘書、紀委書記、黨委副書記———在林區整整工作了44年。我的父親崔寶琦從東北和內蒙古東部解放時就從事林業工作，1956年就是高級工程師，后來任林管局副局長和總工程師，直到65周歲才退休，2013年8月父親去世，享年91歲。可以說，我們父子兩輩人，經歷和見證了林區的歷史。
到明年，就是內蒙古大興安嶺林區正式開發建設70周年了（1952年大興安嶺林管局在牙克石正式成立，其實林區局部的開發要更早一些）。七十年來，在黨的領導下，林區走過了一條艱苦奮斗的發展道路。創業時期的艱難困苦，林區人的無私奉獻，是我們永遠不會忘記的傳統。在十萬多平方公里的原始森林、林海雪原上，來自祖國各地的兒女們篳路藍縷，披荊斬棘，團結奮斗。很快就建成了新中國產業眾多、門類齊全、系統配套的現代林業企業，為建國初期的國家建設和抗美援朝戰爭作出了重要貢獻。
在改革開放的新時期，林區實行產業調整，經濟轉型，加大生態保護和建設的力度，克服森林資源危機和企業經濟危困，銳意進取，真抓實干，迎來了國家天然林保護的歷史性機遇。2015年4月1日，內蒙古大興安嶺林區全面停止了天然林商業性采伐，森林終于有了休養生息的機會，這個歷史性的轉折，讓我更深刻地認識到，是黨的領導，是改革開放，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決定了中國經濟的跨越性發展。有了經濟實力，國家才有可能拿出巨額資金來反哺林業，興安林海才能長盛不衰，林區人民才會幸福安康。
過去，社會上有一種偏見，認為林區人就是“大木頭掛帥”，對森林只知道采伐、索取，不知道保護和培育。其實，事實真的不是這樣。建國前興安林海曾經遭受過沙俄、日本的掠奪破壞，留下了滿目瘡痍。建國后，國家就確定了“普遍護林、重點造林、合理采伐和合理利用”的林業方針；1958年內蒙古自治區主席烏蘭夫明確指示，林區人要“一手栽樹，一手砍樹，左手砍樹，右手栽樹”；1964年確定了“以營林為基礎，采育結合，造管并舉，綜合利用，多種經營”的方針；進而在1979年把以營林為基礎的方針寫進 《森林法》。記得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我在一次林區工作匯報會上，聽到當時的自治區黨委書記周惠同志說：“我最關心的是大興安嶺是綠了還是黃了，知道現在是變得越來越綠了，我就放心了。”這是上級的關懷和重視，林區的領導和職工群眾更是愛崗敬業，視森林為國家的瑰寶、自己的家園，用實際行動精心保護和培育著綠色寶庫。
我曾經在滿歸林業局當過生產技術員，對這一點有深切的體驗。那時滿歸是主伐林業局，產量在林區名列前茅。在伐區設計、采伐方式的確定、生產管理、質量監督等方面，都是相當嚴格的。直到現在，我還清楚地記得伐區的作業規程：“四凈二保（采凈、集凈、裝凈、清凈；保護母幼樹）”，珍貴樹種絕不可以采伐。
那時林區的營林造林的任務很重，每年都要進行大規模的人工造林和中幼林撫育。阿爾山林業局率先達到造林百萬畝，現在許多林業局五、六十年代營造的大面積人工林都已進入了成熟期，成為寶貴的森林后備資源。1982年春天，我在《林海日報》當記者時，去過烏爾旗漢林業局的五九經營所采訪飛機滅蟲。近年來，森林防滅火工作不斷加強，現在，森林保護的手段更加先進，衛星遙感、無人機先進設備投入應用，林業再也不是過去那個落后的形象了。
記得我剛到滿歸林業局工作時，父親送我一本厚厚的從俄文翻譯過來的 《林學概論》。因“文革”失學的我，就是靠啃這本書，進入到了林業理論的殿堂，后來，我又從別人手里借來了東北林學院的一些教材自學，惡補了一些林業知識。我曾在生產科擔任山場技術員，每年春天都要進行伐區踏查，常常深入到原始林班，仔細觀察灌木、喬木，測定蓄積量，確定出材量，劃定集采道、裝車場和簡易運材道。讀書和實踐使我從科學的角度認識到森林群落的系統性和復雜性，還有它神奇強大的生態功能。
那時候我們的國家還很窮，經濟建設的需求，不得不每年采伐生產大量木材，造成森林資源的過度消耗，帶來了森林資源危機和企業經濟危困。今天，改革開放、經濟發展，我們不再采伐天然林，“生態優先，高質量發展”成為社會共識，現代林業、美麗林區的新畫卷正在展現。
二
七十年來，四面八方，五湖四海，一批又一批，一代又一代，有多少人把青春和生命都獻給了這片綠色林海。我忘不了他們———那些樸實善良，豪爽能干的林區老百姓，那些長眠在興安大地，為保護森林，撲火壯烈犧牲的烈士，還有那些獻身林業的知識分子。
在林區發展的各個時期，都有大批的知識分子來到這里，他們在獻身林區建設的同時，也把先進的知識和文化帶到了內蒙古大興安嶺林區。當時的滿歸林中（也包括各林業局的學校），就有北師大、南開大學、華東師大等院校畢業的的多位老師，由于他們的加入，提高了教學質量，許多孩子考上了大學，走出了山溝。
我本人更是一個受益者。我是1968屆的初中畢業生，因為“文革”就上到了初中一年級。所幸的是，那時林區有很多名牌大學畢業的同志，分布在各個單位。那時我是單身，和他們住宿舍、吃食堂，朝夕相處，結下了深厚的友誼。從他們那里，我讀到了很多難以看到的書籍，他們給我講大學的事情、大師們的風采和學問，讓我心向往之。在他們的鼓勵下我堅持刻苦自學，讓我在那個文化荒蕪的年代不至于沉淪。直到現在，我還在心里深深地感激他們。
那些杰出的人是我心中的偶像。如林業中心醫院的陳兆端大夫，她出身知識分子家庭，畢業于上海醫學院，五十年代初就來到林區，她醫術精湛，品德高尚，對患者如同親人，把一生都獻給了林區。她自己十分簡樸，退休前后，卻把近百萬元的積蓄捐給醫院，用于培養年輕醫生。“文革”期間，我親眼看到，她剛剛被批斗完，背后還戴著寫著她罪名的白布，就匆匆走在去住院部查房的路上，那沉靜的面容就像什么事情也沒發生過一樣。像陳兆端這樣的好醫生不是一個，還有劉荃、馮廣益、吳蘭成、華崇惠……包括那些基層不知名的同志，林區人永遠不會忘記他們的恩惠。
還有那些德高望重的領導者，杰爾格勒、慶格勒圖等，我只是從文字和父輩的口述中知道他們的事跡。后來我也接觸和熟悉了許多領導同志，受到了他們的教育和影響。譬如，老局長蔡延松同志，他是廣東人，1954年畢業于唐山鐵道學院，夫婦兩個都是工程師，一個在林業建筑工程局，一個在林業設計院。他們在基層工作幾十年，架橋筑路，建廠建房，貢獻了青春年華。八十年代初，蔡延松任林管局局長，我在辦公室當秘書，親身感受到他的政策理論水平，他的學習鉆研精神，特別是他那虛懷若谷的民主作風和對林區職工群眾的深厚感情。那時的領導，很少應酬，白天忙完了工作，晚上就是看文件和學習。蔡局長只要不出差，他辦公室的燈光總是亮的。后來，他到國家林業部任副部長，還一直惦記著林區，退休后，還不斷打聽林區的情況，關心著一起工作過的老同志。
2021年被追授全國優秀共產黨員的于海俊，是新時代的楷模。我跟他雖然不是很熟悉，但是因為在組織部工作的關系，對他還是有所了解的。他埋頭苦干、愛崗敬業，有一種忘我的獻身精神。在林業規劃院工作多年，走遍林區山山水水，內業外業親自干，對資源狀況了如指掌； 在根河林業局當領導，密切聯系群眾，工作身先士卒。他看似普普通通，默默無聞，可在保護森林撲火戰斗的關鍵時刻，他的生命卻綻放出了奪目的光彩。從他在撲火戰斗中犧牲的情節，就可以看得出他是一個多么有責任心的人：作為指揮員，他本可以安排別人去檢查火場，也可以等到第二天早晨再去，可是他不放心，在漆黑的夜晚親自踏查火場，就為了那百分之一、萬分之一的復燃可能，他獻出了寶貴的生命。我也有過撲火的經歷，捫心自問，他做到的，我能做到嗎？在英雄烈士面前，我只有肅然起敬。
三
掛念最為家鄉事，袖手難為壁上觀。退休離崗十多年來，我惦記著那些曾經在一起奮斗的同志們，你們在哪里？你們都好嗎？這幾年，我參加了四次部門組織的老同志基層走訪，也很注意通過各個渠道獲得信息，目睹了林區的發展變化。讓我欣慰的是，這些年來林區職工群眾的生活發生了根本性變化，生活水平有了全面提高，日子過得越來越好。
首先，是在職職工的工資收入逐年增長，錢包鼓起來了；過去由于“兩危”的影響，曾經出現過職工幾個月領不到工資的情況，現在有了保障，而且年年增加，逐步縮小了和其它行業和地區的收入差距。其次，是社會保險實現全覆蓋。現在，知青、大集體職工都有了養老金，最困難的也有低保待遇兜底。第三，是職工住房和居住環境的改變。這些年來結合生態移民進行的棚戶區改造、新林區建設，徹底改變了林區面貌。幾十年來住在“板夾泥”、簡易房的務林人搬到了有暖氣、有上下水，寬敞明亮的樓房。配套設施也很齊全，道路平整，房舍儼然，還有文體活動的場所，人們真正過上了有質量的生活。
很多林區職工從高寒、偏僻，生活不便的林區，搬到了內地沿海城市、搬到了牙克石、扎蘭屯、海拉爾等異地建設的棚改房。在牙克石，我經常去新區騎行，碰到許多從林業局搬來的老同志，他們住在嶄新的小區里，過著做夢也想不到的幸福生活。看到這些曾為大興安嶺林區做過貢獻的功臣分享發展的成果，我從心眼兒里替他們高興。
走在林區的城鎮街道上，看到行人少多了，晚上，許多樓房的窗戶都少有燈光，感覺有些寂寥和冷清。我曾經工作過的滿歸林業局，過去職工5000多人，現在只有1700人。過去那熱火朝天、轟轟烈烈的場面已很難再現，這些，讓我不免有些惆悵。但轉而又想，這是一種良性的轉變，是合理的流動，林區的人能夠到更適宜居住的地方生活，孩子們能受到更好的教育，這不是在向著幸福前進嗎？
另一方面，由于減少了人口的壓力，森林得到休養生息，恢復生長得更快。行車在林區的路上可以看到，公路兩旁、過去的伐區，幼樹已經郁閉成林，天然更新的速度超過了我的預想。狍子、駝鹿甚至黑熊都時常可見，鳥獸數量明顯增加，森林生態系統恢復得如此之快，真讓人高興。
滿目青山夕照明。大興安嶺的綠水青山正在變成金山銀山，煥發出無限生機。新的發展規劃已經制定，新的征程已經開始，我站在高山之巔，凝望著峰巒如聚的林海，傾聽著陣陣松濤的喧響，想的是大興安嶺林區的滄桑往事，眼前浮現的是那一個個熟悉的面容。綠水青山依舊在，萬木青翠護神州。盡管個人是這么渺小，但能夠把我們有限的個體生命融入到這廣袤無垠的森林，這是多么值得快慰的事情！
□崔志博
劉雪婷
2021-0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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