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親生于1928年，是一名解放前的退伍軍人，我曾經看過他的殘疾軍人證，是在1948年錦州戰役中因傷殘而轉業的，而這次戰役是“三大戰役”遼沈戰役中的一個組成部分。父親當時也就20歲，據說16歲的時候為了躲避國民黨抓壯丁加入的紅軍，跟著革命隊伍輾轉，直至因傷轉業。他沒有文化，不認識字，最愛看連環畫本，轉業到地方后，分配到林業系統當了一名普通工人，抬木頭、做更夫。父親脾氣暴躁，我們姐弟幾個沒少挨揍，小時候很是懼怕他。后來，父親于1991年去世，留下了3個尚未成年的孩子，那時候我只有13歲，我們父子二人幾乎沒有交流，只尚存一些模糊的記憶。
其實，父親的內心有著深深的紅色情結，他喝完酒后，總會說起過去的事，讓他念念不忘的就是參加過紅軍，經歷過解放戰爭這件事。他總說自己是“老革命”，對于這個詞我那時候不太理解，這段經歷成為父親引以為豪的精神支柱，盡管他還不是黨員，但對黨的感情至深至純，那是刻在骨子里的印記，是一個革命軍人對黨的忠誠。轉業以后，我們家的日子過得很艱難，有人建議他向組織提一些要求，但他從未那么做，父親不想給黨添麻煩，他作為一個解放戰爭的參與者，把革命經歷作為一生的榮耀、一生命運的支點，對黨的感情自始至終沒有改變。至今，我身邊還生活著許多像父親一樣的老同志、老前輩、老軍人，他們的一生很艱難，但對黨的感情和那份純真的信仰沒有變，他們認為，沒有黨便沒有今天的幸福生活，他們的紅色記憶世代傳承，不可磨滅。
在我的記憶中，還要說到一個人，就是我中學時期的老師李明君先生。1990—1991年，母親和父親先后過世，而我尚未成年，成為名副其實的孤兒，依靠企業的撫恤金和姐姐在一起艱難度日，勉強熬到初中畢業便到山場去干活，身體的勞累、內心的無助使我幾乎看不到生活的光亮，我心里不甘，想著去復讀，但讀書就要給家里增加負擔，給同樣尚未成年而早早參加工作的姐姐帶來生活上的壓力，所以我倍感煎熬。
經過反復考慮，姐姐最終同意我去復讀，當時找到了時任林業第一中學教導主任兼化學教師的李明君老師，他看了我初中的學業成績，了解到我的家庭情況后，毅然決定減免我的部分學費，并給了我很多鼓勵。復讀期間，李老師多次給予我關心和幫助，讓我感到親人般的溫暖，后來我考入中專院校，都離不開李老師對我的幫助和鼓勵。
在我中專就讀時期，政治老師李木蘭也讓我難以忘懷。我學的是食品加工專業，政治課是必修課之一。李老師因為是女教師，加之充滿知性之美，讓我感到溫和慈祥、平易近人，有一種親近感。中專的政治課，學的是馬克思主義哲學、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等，我很感興趣。發現我感興趣后，李老師便有意識引導我去讀一些哲學類、思想類專著，并時不時同我展開思想交流，指導我怎么去讀、怎樣去思考。三年的中專生涯中，我與李老師亦師亦友，至今仍保持聯系。李老師對我思想意識的啟蒙和教育，奠定了我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也為我以后從事黨政機關文案寫作和政務運行工作打下基礎。為師者，傳道授業解惑，并通過思想啟迪去影響我，李先生做到了，且至今對我影響至深。
如今回想起來，還有前輩時長林先生。他時任阿龍山林業局工會主席，我一直叫時叔，因為他與我的父親曾經在一個單位共事過，我的名字都是他起的。中專畢業以后，按常理統招生包分配，要分配到阿龍山林業局工作，但因為種種因素，報到證交到林業局后，未有分配消息，那兩年時間我一直以打工為生。中專學習期間，時叔就給予我許多資助和人生引導，每年都保持幾次通話。2001年，在一次通話中，時叔感覺到我對未來沒有什么規劃，讓我嘗試考取林業局辦公室秘書，因為他始終認為我有從事文案工作的潛力。那時候，盡管日子艱難，但我還是奔赴回鄉，回到林業局工作。沒有想到，這一干就是二十年，并在組織的培養下，成為中共黨員、業務骨干、科室領導，現在回想起來就跟做夢一樣，時長林先生作為黨員領導干部，給我提供了機遇，對我職業生涯規劃的引導和幫助無法用語言來表述。
在迷惘無助將要放棄的時候，我的命運里出現了這些人，支持鼓勵我前行，使我看到人生的那一縷微光，使我重新燃起奮斗的勇氣，繼續前行。他們都是黨員，都有很高的思想意識。他們作為我思想的引路人，用黨性和人文關懷為我點燃了一盞明燈，指引我前行的路。
□吳立業
劉雪婷
2021-0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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