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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琦
2018-03-08
3139詹慶生
2018年電影春節檔最令人矚目的現象，無疑是《紅海行動》的票房高企。這部以中國海軍也門撤僑為故事原型，講述蛟龍突擊隊執行撤僑和解救同胞任務的影片，最初并不被普遍看好，然而上映后反超其他幾部喜劇片，最終票房口碑雙雙登頂。
《紅海行動》中突擊隊的7名硬漢，連同巾幗不讓須眉的女機槍手形象，在洋溢著合家歡氣氛的春節假期，戰勝了看似更為應景的呆萌胡巴、“唐探”組合以及西游四人組，完成了不可思議的逆襲。再聯想去年暑期檔《戰狼2》中的超級戰士冷鋒，以及《湄公河行動》《智取威虎山》《空天獵》等片中的諸多硬漢形象，不禁讓人思考，這些走紅的銀幕硬漢是否映射著某種審美趨向和時代文化的變遷？
幾十年來，從正氣凜然的“國字臉”英雄到“奶油小生”，從20世紀80年代高倉健、施瓦辛格、史泰龍等外來硬漢，到90年代香港英雄片中的陽剛美學和兄弟情義，電影中的男性審美經歷了巨大的變化。進入新世紀，受日韓流行文化影響，大眾文化中的男性審美越來越趨向中性化甚至女性化，陰柔之風盛行，頗受爭議的所謂“小鮮肉”式審美大體上仍屬于這一范疇。
然而，從《戰狼》系列到《紅海行動》，在備受歡迎的軍事題材影片中，銀幕硬漢的陽剛美學、熱血燃爆的觀影效果、拳拳到肉的致命對決、戰火硝煙中的舍生忘死，連同不斷刷新的票房紀錄，以及廣泛熱議的話題，或許都在潛移默化地影響和改變著流行性的性別審美意識和審美標準，而在其背后，則是一種全新的文化想象和文化自信的逐漸形成。
這些被歸于“新主流電影”的軍事題材作品，都得到了國家和軍隊的大力支持，片中的軍旅硬漢英雄執行的都是反恐、撤僑、解救同胞、維護正義和世界和平的使命，他們是中國軍人乃至中國的形象而非個體形象，是大我的化身而非小我的呈現，是國家形象的想象而非個體欲望的鏡像。由于這些影片都屬于全民電影而非受眾狹窄的粉絲電影，它們受到普遍歡迎，足以彰顯整體性的時代文化心理：觀眾對這些銀幕硬漢形象的認同，在根本意義上是對一個強大國家的形象認同。
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些銀幕硬漢形象當中，開始被賦予了一些不同于傳統“主旋律”電影文化的新特質：對獨立個性氣質的彰顯，對個體情感的表達，對個人行為動機的理解，乃至對某種犯禁性的寬容，等等。個體特質與群體價值、微觀訴求與宏大敘事之間，不再是一種選擇性的非此即彼的二元對立關系，未必以前者的犧牲來肯定后者的合法性，二者可以共存兼顧。正是這些新的特質，使這些銀幕硬漢的形象更接地氣，更具感染力和親近性。在某種意義上，這種轉變是時代文化更加自信的一種表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