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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雪婷
2018-03-20
4616 聶石樵，中國古代文學研究大家，1927年出生于山東省蓬萊縣的一個封建家庭，1949年作為第一批大學生考入北京輔仁大學，1952年高校合并，聶石樵進入北京師范大學并留校任教。其學術注重樸學方法上的實證研究，以及建立在宏觀史識上的研究視野。著有《先秦兩漢文學史稿》《楚辭新注》《屈原論稿》《古代小說戲曲論叢》等書。
聶石樵一生從事古代文學史教學和研究工作，著作等身，桃李天下，卻平和樸實，在學界以外少有人知。他的夫人鄧魁英總結說他是個“書呆子”，“念書、教書、寫書，這就是他的一生”。
“耦耕居”不成，遂有“三通居”
“小紅樓”是北京師范大學的高級教師宿舍，位于校園的西北處，曾是啟功、錢鐘書夫婦、鐘敬文等大師棲居之地，也是聶石樵與夫人鄧魁英生活的地方。聶石樵夫婦居住的地方，原名為“耦耕居”，對熟稔中國古典文學的他們來說，這個名字有著不同的意味。
“耦耕”一詞出自《論語·微子》，講孔子有一天在路上遇見了長沮和桀溺兩個人（“長沮、桀溺耦而耕”），這對隱者認為孔子整天奔波勞頓，也終不能改變天下蒼生的局勢，還不如自己在山林隱居。從典故的選擇中，能看到聶石樵在當時的歷史環境中所做出的個人選擇。對聶石樵而言，書籍永遠是最穩定的居所，可以隔離所有外界的干擾，即使在對知識分子極度不利的“文革”時期，聶石樵還是在白天看大字報、讀毛選的日子里搞起了“地下工廠”，完成了《杜甫選集》的選注工作。
這股沉浸書齋的樸拙構成了聶石樵先生的人生氣質。在啟功先生的紀念會上，他和妻子發現坐在前幾排的、口口聲聲為啟功宣讀敬辭的，都是當初打壓過啟功的、沒有什么交情的人，于是他和妻子搖搖頭，離開，從會場重新回到自己的文史工作里去。
因為這種“木訥”，聶石樵先生的“官運”自然不會順暢，最高職稱也不過是一個教研室主任，他也不接受媒體采訪，知名度便僅限于學術界； 后來他想給自己的畢生所得出一套書，也磕磕絆絆，沒有門路。目前在市面上能看到的中華書局版 《聶石樵文集》，出版時間在2015年———那時聶石樵先生已有88歲。
在聶石樵先生的學術生涯中，夫人鄧魁英是給他極大助益的人，兩個人從輔仁大學時期就是同學，后來又一同留校任教，在各自領域的研究上也有互補。聶石樵研究的對象比較深沉，像屈原，杜甫，《史記》等等，而夫人鄧魁英的研究對象則是李白、歐陽修、《牡丹亭》等等，更有靈動的浪漫性。起初想給居所起名為“耦耕居”的另一重意思，也是想象征聶石樵自己和夫人鄧魁英一同生活、一同研究。但可惜，屋子有點小，只能放下一張書桌，沒法一人一張去“耦耕”，最后，這個屋子便改名為“三通居”，也沒有什么典故，就是指書房、客廳、餐廳三者通用。在這個“三通居”里，聶石樵一輩子做了三件事：念書，教書，寫書。
學術成就：強調社會背景對文學的影響
在學術研究上，聶石樵認為，文學永遠是和相應的社會歷史狀況無法分離的，并且主張“通博”，不能僅研究特定的領域，雖然聶石樵自己研究的方向集中于先秦魏晉，但他對于明清戲曲文學與古代小說也都有所研究。因而，聶石樵在撰寫論著時極為重視“史識”修養，在寫作魏晉南北朝文學史時，他曾提過“文學是社會和歷史時代之反映，用歷史事實、文化背景才能揭示出詩歌深刻之內涵……詮評文學現象和作家、作品，著眼于其在文學發展過程中之地位及作用，即具有‘史識’，這是修撰史書的靈魂”。
所以聶石樵先生十分強調學術研究的基本功，認為學者必須熟悉文史哲的原典資料，尤其是儒家的經史之書，那些著作是中國文化與思想之源。
另外，聶石樵還在研究中重視文體問題。常見的文學史都以時間軸為編寫邏輯，將作家放在時代中，然后再把各自的流派和作品放在作家之下進行梳理。聶石樵的著作則反其道而行，將文體放在第一位，體現他“文各有體”的觀點。例如，在研究南北朝時，聶石樵便將文體放在第一位，并且在傳統的“文”“筆”之外，提出“言”的新認知。他認為不同的文體是不同時期時代狀況的體現，對研究文學發展脈絡和中國文化淵源有重大意義。因此，《先秦兩漢魏晉南北朝文學史》和《唐代文學史》兩部著作問世后，聶石樵的文學史便迅速從其他作者的論述中脫穎而出，奠定他在中國古代文學研究中的大師地位。 □宮照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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