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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雪婷
2018-03-30
4375 《不吃雞蛋的人》是一個家族故事，也是一個女孩子的身體歷史和內心史。
錢佳楠把經濟動力引入了故事，讓女主人公的家人受困于貧窮。這里的家族義務是“有出息”，過上好生活，在上海抵抗社會巨變中的下崗、不確定感、物價、女孩子容顏的脆弱易逝。折磨人物并令他們偶爾相互憎恨的不再是暴力、仇恨、憤怒、情欲，驅使他們作出最關鍵行動的不再是人類面對眾神時那種期望得到認可的、順從的、忠誠的虛榮心，而是社會階層之間相互攀比著想要過上比他人更好的日子的虛榮心。這實在是個真真正正的上海故事，也是個真真正正的當代中國故事。
當母親診斷出重疾，周允私自許下誓言，佛教傳入讓關于“孝”的中國敘事加入了報應論，常常出現這種禱祝，用食素換取原諒，以出家換取家人健康，等式像功過格冊子一樣畫得決絕清晰。而當代獨生子女市民家庭里，“拿走愛情”不再意味著出家，而是遵從父母心愿，嫁給自己不愛的人，嫁給體面、富裕的人。周允的愿望應驗了，但她不肯服從禱祝所要求的互惠，愛上了別人———實際上她不認為這是禱祝，用書中的話說，那是一項“曾經與神作的交易”。交易，意味著可以違約，用其他形式的懲罰去替換原有的條件，交易更意味著雙方平等，這種改寫讓周允的邏輯中有機會主義和實用主義，但也意味著自由。周允真正是個上海女孩子。
《不吃雞蛋的人》中的上海市民家庭也被困窘所攝，周允的親人并不是一些野心家式的人物，與其說這是一些想要富有、想要爬升的人，不如說這是一些想要逃離困窘的驚恐者，超出自己掌控的社會變遷磨損了他們，鞭子揮向女兒，帶著愛的聲響。
錢佳楠的語調溫溫潤潤，但書里的場景讓人心驚。一邊是眼里見到的強國夢，城市之光，成功癌，常青藤，一邊是低保、素菜、老人難得吃一筷鹽水鴨。這不是別的地方，是在上海。
周允父母希望她嫁給有錢人趙豐嘉———你看，豐富嘉美，連人名都令人神往，名字搭配著西裝，就像名牌皮包的品牌與包相搭配，名字在這里并不只是像鄉間的“金鎖”“富裕”一樣，表達著一種美好希冀，而是這充滿表征的城市的代表，城市真正是一個物的世界，每個人都在市場上有其價值，每樣商品都有一個價簽和一個品牌。這里的貧困家庭是極少那些鄉村的貧困家庭還可能有的田園牧歌的愛的，完全卷入商品鏈條，樣樣都要去買，樣樣買不起。
于是會有隔離與恨意。就像周允告訴自己的愛人，“她的母親就是這樣，但凡聽到有大生意，就說你去好了，不知道的還以為不是老媽，是老鴇呢。”
———當然，農村的這種“抵抗力”也是時代性的。九十年代之后成長起來的鄉村貧苦少年，是打工一代的孩子，這是不同的一代了，家庭破裂，社會缺乏上升機會，鄉村遭受污染和征地，家庭里都是吵鬧，爭土地，沒有錢給老人醫療，什么都商業化了，買化肥和農藥也要錢。
在《不吃雞蛋的人》中，把人物從困窘中解救出來的，是商業社會認可了周允的才華。故事的命定論限于貧富、出生地點家庭、疾病，人物將這些理解為無法左右的天意。讓周允去求拜神明、祈禱用愛情換來母親健康的，不是迷信，而是對天意的無可奈何———既然注定，她便進入“注定”的邏輯，信它，向神明跪下去。
小說中的上海是一個患上了成功癌的城市。沒有成功就沒有錢，就沒有消費和安定。父母期望周允成功。她先是令他們失望，一路在考試中勝出，卻沒能“五百強”，當上了中學教師，一個普通人。而她終究獲得了成功———在小說中，周允憑借畫畫的才能賺到了錢，成為有名的青年畫家。商業社會以隨機的、無法預測也無法復制的方式奇異地認可了她，而她的才華也幾乎是無由的，不來自于教育或家庭或成長的賜予，偶然奇異地降臨在她的手指。
如是，便似乎可以理解周允拿來與神明作交易的不是其他，而恰恰是自己的愛情。其他的都是別人的，都是命定的，但才華和愛情是我的———才華和愛情，小說中兩種讓人物自由的力量，兩種只屬于也只關于自我的力量。在這個意義上，《不吃雞蛋的人》有一些浪漫小說的要素。拯救周允的是藝術世界對才能的發掘，雖然在商業世界中它不知道可以走多遠；藝術的邏輯與愛的邏輯一起，與商業和資本主宰的職業生活和日常生活作著對抗。如果說這本書有缺點，就是它給了一個幻夢，使得它對商業化下市民社會的批判不夠完整———她在這個商業邏輯里獲得了成功，那成功不是反諷的，也不偶然，是一種才華的必然，美玉遇到了亮眼睛，這幾乎成為對這種商業邏輯的肯定。以至于書在某種程度上仍舊服從商業邏輯，有對才華將在資本世界中閃光的篤信。
但倘若說《不吃雞蛋的人》在面對資本邏輯時低下了頭，它在觀察家庭邏輯時又毫不讓步，徹底，無情，不抱任何希望。家庭的困窘意味著你必須愛他們，回饋他們，別無選擇。他們為了你把辛苦變得更辛苦了，你只好把一生獻祭給家庭，讓他們富足并且快樂。而錢和認可是對這個家庭的休克療法，生活寬裕后父母更加麻木，錢并不能讓他們放松，進入另一套邏輯。
而家庭是中國的生活泥塘。商業社會、上班族生活、婚姻日常對人精神的磨損，那都是后來的事了，首先是你的父親和你的母親。
帶著絮絮的淡淡憂愁，在中國家庭故事中，在中國的真實生活中，那抽象的“家庭”與它具體的諸多要求往往不可質疑，不可說服，不可感動，只有死亡能打破這個債務循環下的互惠邏輯，帶來自由。這也正是周允在小說末了的盼望。 □淡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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